北漂时代遥远故乡的遥远的英雄主义记忆
题图：北京的城中村，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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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自安徽农村，二十年前离开故乡，曾经漂洋过海的留学理工男，现在寄居在北京。小小的努力和更多的偶然际遇，使他成为世俗眼中所谓的城市白领，和心灵深处实际上的精神北漂。文中所引的挽联，原作是作者的父亲徐尚明。文中的开篇诗,是用来致敬苏运莹的"野子"。
我在北漂，故乡在风中飘荡
怎么故乡越远
我梦越清晰
漫山遍野暗黄的映山红
和母亲枯竭的乳汁
村边蜿蜒干涸的小河
笨重的水牛掉进了谷底
骑在牛背上的少年兄弟
跌到对岸，又冲天飞起飞啊飞啊他飞到云霄
飞啊飞啊他翅膀越重
飞啊飞啊他飞到繁华都市
飞啊飞啊他撕裂饥渴
飞啊飞啊他飞不回故乡
飞啊飞啊他挣扎孤独
飞啊飞啊他飞进月光阴影里
飞啊飞啊他压不住心中忐忑梦醒后我回到故乡
母亲在村口绿树下张望
村边的小河春风拂柳
和遥远天边的灿烂彩霞
我握住母亲温暖粗糙的双手
问少年的兄弟他归来了吗
”你们不回来母亲不责怪
你们的梦想，就让它高高的飞吧”飞啊飞啊我飞到天边
飞啊飞啊我不再害怕
飞啊飞啊我飞过金黄油菜花
飞啊飞啊我捧起蝴蝶
飞啊飞啊我背负起母亲
飞啊飞啊我变成巨人
飞啊飞啊我飞在太阳和宇宙间
飞啊飞啊我不再忐忑
北漂时代幸福夹缝中挣扎的孤独与撕裂的饥渴
2015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开车载着公司里两位咯咯娇笑小我十岁的美女，从中央别墅区的中心穿过，去一位领导家里参加烤肉盛宴。在远洋 lavie 和大湖山庄两座别墅区的连接处，突然出现了布满巨大土坑狭窄泥泞的小路，车子开的煎熬几近熄火，而两边全是一堆棚户区一样低矮的房屋。一女娇嗔道：”你这是真的要带我们去豪宅里烤肉吗，还是要把我们卖给人贩子？”
我说，不用担心，我们正在驶过再典型不过，也再安全不过的城乡结合部。
是的，我已经在这样的地方寄居了三年。诺大的一座北京城，高大上的帝都，这样的地方又何止百处。
这里高档的别墅区紧挨着简陋的铁皮房，时尚的商场边就是废品收购站。这个拆迁的如火如荼的村，本地农民只有几千人，而外省的打工仔则超过十万。建筑工地上的年轻工人，一拨一拨往往是外省同一个地方来的老乡，他们在下班之后，一起喝酒赌钱，称兄道弟，有时一言不合又会大打出手。
我有时在傍晚走出门禁森严的小区，去旁边几百米外的一处工地外围散步。三年来，一座座新的别墅渐渐现形，而一座新的国际学校和一个购物中心也已破土动工。这里宽阔的马路已经修好，但除了工程车外基本上没有车流。
夏天的晚上，7点钟左右，原本空旷的马路上就会很神奇的突然热闹起来。下班的民工如蝙蝠出洞似的从各个方向集中过来，几乎都裸露着上身，有的还手拿一瓶啤酒。而成百的三轮车也会出现，拖着各种便宜的商品，在马路两边摆开。一个中年男子，戴着文静的眼镜有如照片里的钱钟书，也会准时出现。他带着一把折叠椅，一块蓝布，一把剃刀，和一个破烂的纸板上毛笔写就的“理发：5元”的招牌，开始他总有稳定客源的生意。周末的时候，还会有一辆打着“文艺下乡”招牌的大卡车，摆上简单的舞台，然后劣质的大喇叭里中年女主持人开始讲荤段子，时不时几个演员跳几段乡土的舞蹈。
可吸引我眼球的不是这些。
吸引并震撼我眼球的，是那一双双行走的饥渴的目光。有一点原始有一点呆滞的饥渴的目光–
这是一群清一色的男人，都来自周围的建筑工地。他们主要是青年和中年，偶尔也有老年。他们从一个个地摊前走过，游移的略带猥亵的眼神，很多时候没有在看那些劣质的衣服或鞋，而是在近似呆滞中饥渴地看着那些地摊的女主人。
而这些女摊主，她们多是附近村里中年的妇女，没有精致衣服的包裹，也没有诱人性感的体型。她们有的只是壮实的腰身，粗糙的皮肤，和岁月沧桑留下的道道皱纹。这是帝都土豪们在眼皮底下都几乎看不见的一类女人。
可是，这里的这些男人们，却如此痴迷如此饥渴的看着她们，让整个空气中似乎都洋溢着雄性激素的强烈味道。
这些孤独苦闷单独生活在异乡的男人们，他们远离家乡，没有亲人的温暖，也没有女人的温存。他们常年流着汗水，建设的却似乎永远是他人的幸福未来。
工地旁巨幅的海报上，画着的是高楼和绿地，以及一个个快乐购物的完美家庭，让人感觉幸福很近，很真实。一栋栋新起的高楼，一条条宽阔的马路，让人真切的感受到这是个快步前进的大时代。
可是看到这些地摊周围的成群的男人，他们在几千万元级的豪华别墅和五元钱的简陋理发摊的巨大反差的背景前，分明是显得如此渺小。
我知道，这些无名的男人，他们其实可以是我的同乡，可以是我的儿时伙伴，我的兄弟，我少年时一起做梦的同学。
他们也可以就是我– 如果我没有自己曾有的那么一点小小的努力和更多的因缘际遇。
而与这个成千上万渺小北漂寄居的帝都城边乡村相隔千里的，则是我所来自的遥远而贫穷的乡村。这里的打工仔，他们很有可能，也是来自类似的地方。
那是被我们已经集体遗忘和遗弃的乡村。那里已经人烟稀少，只剩下老弱病残。那里虽然生了我们养了我们，可她贫瘠的土地，就像是已经年迈失去乳汁的母亲，不再能支撑我们的生存，不再能滋养我们的欲望。
所以我们选择了离开，只是偶尔回头遥望一眼。我们来到了被这个时代所选择所偏爱的大城市，渐渐的对家乡就只剩下了遥远而模糊的记忆。
而我也是在匆匆而过的二十年之后，直到有那么一天回到了故乡，那遥远的记忆才又渐渐清晰。
遥远故乡的遥远的英雄主义记忆
奶奶去世的冬天，我回老家参加她的葬礼。老人家活到了92岁，6个儿女，20多个孙子。儿子辈的有三个已经先她而去。孙子辈的除了我堂弟建辉外，都在外地工作或打工。而建辉也是半年前才从北京回来定居的。
赶回家时，父亲和叔叔披麻戴孝神情肃穆。叔叔拿出奶奶16岁出嫁时带过来的鲜艳颜色的绣花鞋，展示给我看。那双鞋只能适合她不到三寸的裹脚。奶奶的遗体展示在一个玻璃的临时棺材里，供人瞻仰，而她的正式木质棺材，还悬挂在她卧房的屋梁上。那也是她七十多年前就从娘家带过来的一件嫁妆，在房梁上那一挂就是七十多年。
进门处，父亲手书的白底黑字的挽联格外醒目。他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中文系毕业后为了家庭回乡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看着挽联，我似乎一下子看到了奶奶漫长的一生：
生清末经民国至共和经三朝世态炎凉
拖小脚进徐门到白发陨三子裂肺断肠
和建辉多年不见，他和我一边寒暄，一边领着我在村里走走。村口一大圈柳树，让我回想起小时候背诗的情形。那时候背“绿树村边合， 青山郭外斜”，别的小孩不懂，我却立刻理解了，说那不就是我们村吗？村外的“青山”，每年春天山上开满了映山红。
这个记忆中的美丽乡村，如今却很难见到青壮年的身影了。大部分人家都只有老人和留守的儿童。三叔家最极端，两层的房子，铁门紧锁，打开后里面传出阵阵南方湿气熏出的霉味。三叔早逝，他的三个孩子全都移民浙江，近几年三婶也去了，从此再也难得回来一次。
“你从北京回来这半年怎么样？”我问建辉。
“我本来是想把父亲在镇上遗留下来的小生意重新弄起来。可现在农村人太少了，生意真不好做。而且老婆孩子她们特别不适应。”
这我是听父亲说过的。他在北京打工时认识的老婆，一个外省人，来这里方言根本听不懂，老是闹着要回北京或是娘家。
“所以我可能过年后还是得回去，要不继续下去可能真的只剩离婚一条路了。你说北京吧，北漂吧，虽然也艰难，可毕竟那是我们能够全家一块儿去忍受的那种艰难啊。”
三天的遗体瞻仰之后，葬礼在第三天的傍晚时开始了。道士的吟诵和儿孙的痛哭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之后，隆重的沉痛渐渐转向庆祝的喜悦，直至欢快的焰火表演和晚餐盛宴。这是老家的习俗，对于高寿者的葬礼，最后一个环节都是带着喜悦的去庆祝老人家的成就。晚餐后，参与者都悄悄的将吃饭的小瓷碗，用纸或布简单的擦拭一下，然后装进自己口袋里，带回家，取义让老人家的高寿给自己家里后人带来福份和保佑。
这样的葬礼的习俗，从我儿时记忆里的八十年代起就从未改变。那时候村里人都还没有出远门打工的习惯，婚礼也好，葬礼也好，简单淳朴而又有些小小粗暴的年轻人，都会喝酒猜拳，让平淡的生活里加入狂欢的气氛。
葬礼后的第二天，父亲说要我和他一起去趟山里，姑姑出嫁后婆家的地方。
“我和你妈商量着，要买一块坟地，在你姑姑家那边的小山上，你看怎么样？” 父亲问我。
“好啊，当然比公墓强了”。 我说。
我们乘车去山里，从下车的地方，到姑姑家那里，大概步行三公里的山间小路。姑姑七十多岁，严重哮喘，自己生活。父亲问她有人照顾吗。
“这种地方，好多打工仔怕走路，连过年都不愿回家。我那两个儿子，过年还愿意带孙子们回来看我，我已经很满足了。我还好，暂时还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姑姑的大儿子，是奶奶孙子辈中年龄最大的。他当年生了一个女儿，想要儿子，就生了第二个，但又是女儿。村干部来罚款，他家没有钱，就把家具都搬走了。又生三胎，终于生了个儿子。这次来罚，家里已是家徒四壁。于是村干部就拆了他们屋顶，以示惩罚。可他还是很开心，现在三个孩子也都长大了，也能自己出去打工养活自己了。
我跟着父母和姑姑慢慢的去爬山。转过几个山头，一个平缓的小山坡地上，看到了我爷爷奶奶的坟。
在那附近，父亲指着一块空地，告诉我那就是他想好的他和母亲将来的长眠之地。
二十年前我离开故乡时，父母还是年富力强的中年。一不留神，他们竟然已经开始为自己终将的离去做默默的准备了。而这一切，也许他们已经有了长期的思考和悄悄的准备，却这样对我忽然扑面而来，毫无征兆。
难道北漂的二十年，就是对父母忽略的二十年吗？
难道这就是人的一生吗？从少年的梦想，到青年的彷徨，再到中年的艰辛，终到晚年的黯淡，以致最后悄然而卑微的陨落。而陨落的地方，也最终只能是故乡贫瘠但包容的黄土。
我们这些孩子，留洋也好，北漂也好，不管漂到哪里，最后能够接纳我们的，能够让我们感觉坦然和安全的，似乎也只有故乡。
北京有高贵霸气，上海有繁华时尚，可哪里都不能像故乡那样，让我们不再觉得忐忑。
我们仔细的看着墓地的地形，分析着那里的风水。一向沉默的父亲，却突然谈起很多家乡的琐事。他说起一个远房的堂兄，失踪六年，曾经音信全无，今年夏天却传奇般的突然回家了。失踪那几年，他母亲伤痛欲绝，久寻无音，以为他是像传闻里说的那样在黑煤窑里打工出事了。
“我们安徽的孩子，古话说“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自古以来伤心的母亲就很多。”父亲说。
所以他的突然出现，让他的母亲大喜大悲。虽然回来后，有人传说他是犯事坐了六年的牢房刚被放出来的，可在他母亲看来，这些都是不重要的细节了。
他的媳妇和孩子怎么样，我问父亲。
“等了五年，最后还是改嫁了，孩子也带走了。”父亲说。
渐入晌午，太阳慢慢的爬上去，照的漫山遍野的松针格外耀眼夺目。这时是冬至时节，来祖坟做冬至礼仪的人群也稍微多了起来，近处远处的一个个小山头上都冒起了青烟。故乡的习俗，冬至都要看望祖先，往坟上加些新土，取加层冬衣御寒之意。
这时母亲和姑姑已准备好祭品。我帮她们一起把它放到爷爷奶奶坟前。我拿起铁锹，铲了一些黄土加在爷爷奶奶坟上，然后磕头跪拜。
几天的农村生活之后，我约建辉一起去县城，看看当年寄宿生活的高中。那是我和建辉20年前共同的母校。县城里新树起了很多推进旅游的招牌，自称“周瑜故里”。又有一个指向城西5公里的巨型箭头，上面写道“中国最美村镇，世界爱情公园–汤池”。
我哑然失笑。爱情，爱情，一个现在用烂了的广告词，曾经在高中时，你是多么浪漫的一个字眼。
“还记得那时候你请班里的偶像女神看电影，还要拉我压阵壮胆吗？”我笑问建辉。
“是啊，那时候可真的不敢谈恋爱，被老师抓住了得脱层皮啊。”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啊，虽然只有二十年，却感觉如此的遥远。我想起那时班里一对情侣真的在虎洞水库里殉了情。那时候哥几个在背后看着食堂的厨娘走路时摇晃的臀部目光呆滞。那时我们排成一排尿尿比谁更高。那时班里的大帅哥突然蓄起了小胡子。那时候大家崇拜的是郭靖萧峰，羡慕的是虚竹韦小宝，馋涎的是双儿阿朱和银川公主。
那时侯，我们多么的穷啊。可那时候每个人都很穷，所以我们几乎没有多少穷和富的概念。城市和农村，工人和农民，都是一样的穷，都觉得顺理成章，理所当然。所以我们没有太想过应该有一天需要去富裕。我们想的更多的，是女孩子，是朦胧诗，是英雄的气概，是遥远的太空。所以我们二十多个同学住在一间大澡堂改成的宿舍里，在拥挤中快乐的憧憬着将来有一天要成为科学家，英雄，诗人，来影响和改变世界。
那时侯真的没有钱，看电影只能翻墙逃票。那时省下饭钱集邮买书打街机。那时母亲攒了卖鸡蛋的钱来学校看我，给我加餐，让我一顿饭吃掉一整只卤鸭加六两米饭加五斤橘子。那时高三的晚上9点教室里学校给一人一个大包子充电。于是时饱时饿时冷时暖的我们，放纵着自己的梦想，宣泄着自己的快乐。
那时冬天很冷，差不多两个星期才大家一起约着去公共澡堂洗澡。那时洗澡时我们互相用粗糙的毛巾擦背。那时化学老师讲课很烂，我们就集体罢课，把老师气得老泪纵横。那时我们在学校边农民的田埂上读书迎高考，却偷回农民地里的大白菜，在宿舍煮了喝白酒，骂老师骂高考上吐下泻。
那时候的同学哥们，你们现在好吗？你们现在都在哪里？是和我们一样的北漂吗？你们可曾偶尔记起，我们曾经生活着的状态？你们还记得以前的简单的疯狂和伟大的梦想吗？
你们还记得以前，虽然穷困，却觉得一切皆有可能吗？
你们能想到这二十年的巨变吗？
你们有没有感到时代变得很大，我们却变得很渺小？
你们可曾记起年轻时那个贫穷但充满自信和梦想的年代，一个平凡人的英雄主义的大时代？
而当这个时代成为一种巧合的必然，当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无奈的习惯，我们就注定要继续北漂。
而我们那个遥远的家乡，封存了的就只能是那个遥远时代的遥远的英雄主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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